由於對明史瞭解甚微，我仔細的拜讀了《萬曆十五年》一書，或許是我對歷史本身就不太有敏銳嗅覺的原因，也或許是作者本身描述方式的緣故，我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注意力就已經轉移到了政治層面的權力分配問題上。

　　萬曆十五年，大權分落各家，卻又分配不明，形成了多家掌權的局面。文中戲份頗多的自然是萬歷皇帝以及首輔張居正。而另外兩個人也是當時對整個國家影響重大的人物，其一為聖慈太后，另一個則是大太監馮寶。

　　眾所周知，在明代中國已經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權的政治格局，即使是在這樣的高度集權中，還是有著能與皇帝相抗衡的人物存在，又或者說，正是因為長期的中央集權，導致了國民、各級官員們更願意去相信少數的幾個人，而不是依賴相互制衡的關係去思考政治問題。真正需要考慮權利平衡的，只有皇帝一人而已。

　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，皇帝即位時過於年輕，並沒有健全的，完全忠於自己的政治勢力做為後台。他所擁有的只有正統的名號，以及從先皇那裡繼承而來的少數支持者。而皇太后聖慈，與其說是皇帝的助力，在我看來更接近於一個制約皇帝的阻力。而聖慈之所以沒有做出不利於皇帝的事情，這也完全是因為她個人的人格優良，並不是政治上的成功。也就是說，如果聖慈希望做出不利皇帝，不利整個明朝的事情，也並不是做不到的，因為她的權力實在是太大又太曖昧了。

　　說到這裡，不得不說說中國古代的禮儀倫常，古代並不如現代那麼公私分明，雖然大義滅親的舉到也受到褒揚，但是也沒有責怪一個昏了頭的「孝子」習俗。而皇帝、皇太后、首輔大臣、太監等頭腦人物的行為，就完全取決於他們自身的修養與素質，而非一個強有力的監管權力部門或個人。古代君為臣綱，比起監督一個君主，效忠更為重要，更為高尚。而張居正能屢次勸諫皇帝不做奢侈的祭禮，而花更多的精力在利國利民的政舉這一點，尤為難得。這首先是得益於他耿直的秉性以及憂國憂民的政治素養；另一方面也得意於他個人的巨大權利，尤其是在皇帝面前的話語權。

　　無關張居正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職責，皇帝都給了他充分的信任，乃至於臨死前九天，給了他一個太師的封號。張居正有沒有做錯，皇帝直到張死前都覺得自己沒有信錯人，而整個朝廷也沒有出現大方針的錯誤，但這並不代表整個事情是正確的（我不是結果論者）。想想當時皇帝為了維護張居正的話語權以及個人形象威嚴，竟然下令處死和打死打傷眾多大臣，還將部份未死官員連同家人發配邊疆。這樣的作法，對整個大明皇朝絕對是有害的！自古以來，君王都是以從諫如流為明，閉目塞聽為昏。

　　在唐朝之前就以善「諷」者為能人。誹謗朝政更是世道清明，皇帝能開懷納諫的具體體現。在萬曆皇帝年輕時，卻是一味的聽從張居正、馮寶等人的勸說，反張居正即為反皇帝。這個萬曆皇帝下的命令簡直莫名其妙，不知所謂。而這樣的行為也導致了後來張居正死後反張浪潮的反撲，雖然張在死後被查出貪污腐敗等問題，但是問題的重點遠遠不在這裡，一個貪官再貪，也吃不空一個國家，可是如果一個朝廷的制度本身存在問題，那麼遲早要死於自己的愚蠢。

　　我這個說法並不是沒有先例的，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在推行變法的時候，就有很多人表示反對，其中不乏司馬光、韓琦、歐陽修、范仲淹、蘇軾等政治才能極高的風雲人物。可是神宗沒有理會這些勸說，而是一心的維護王安石的新法。在神宗充分的表現了自己的決心和作為國家把手的權威之後，留給國家和百姓的卻是一個有名無實、弊大於利的新法，而直到王安石死去前，方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，作法卻是錯誤的。

　　這一錯誤的行為方式，如今依然存在著。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潮事件，也是一場諫言行動，最後由於領導人維護國家的最高統治權等愚蠢的擔憂，將之演變成了一場政治鬧劇；而又因為領導人內部的爭權，以及外勢力的參與，終於將其變化為一場屠殺。究其根本原因，不在於諫言者的過度理想化，也不在於領導者的保守和內部的分裂，其根本原因很簡單，在於表面沒有一個健全的監管體系，內部又對權力貪婪。如果能有一個健全的監管體系，則諫言可以得到公正客觀的接納，弊端可以由一個有實權的組織進行化解和消除。如果能夠對權力有更清醒的認識──權力的取得和使用是基於合理的利益分配基礎上。如果當時的領導人能清醒的認識到這兩點，就不會將原本一個善意的勸諫又變成了鬧劇，又在之後無法收拾的殘局中江之升級為一場鎮壓屠殺。

　　有時感覺，人類總是不停的重複著歷史，卻又不能從漫長的歷史中學得到應該學習的東西，讓悲劇重複的上演，而讀史就是為了知古以知今吧！知古以養涵，樂哉！知今以養睿，美哉！